3.着力推进政府的转型与改革。

再如，国家在对钢铁行业的政策上一直采取淘汰落后产能、鼓励收购兼并，但为何产能越限越多，而并购则少有发生呢？原因在于地方保护和政企不分。这么多年下来，应对产能过剩的政策层出不穷，已经积累了很多案例，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些案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

再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几乎都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但价格没有理顺，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就会失效。早在朱镕基任总理期间，他就强调要坚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比如此次经济回落，不仅传统的钢铁、煤炭等行业出现库存积压、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同样也出现产能过剩，如光伏产业、风电设备等。这使得一些利润率较低、技术落后及管理不善的企业一样可以长期存活下去，由于生产要素的非市场化定价，使得该淘汰的行业或企业没有出局、该提升的行业或企业得不到机会。

不过，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各级政府部门可以运用的非市场手段来调控经济的空间也会越来越窄。又有些目标如医改、养老金缺口弥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不仅完成难度大，而且地方政府执行意愿不强，同时，由于实现目标所需的改革成本和资金成本高昂也让地方政府望而却步。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目标。

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劳动报酬上涨，资本回报下滑，初次分配也会越来越趋向于以劳动力为收入主要来源的中、低收入群体而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公平。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到位，金融、资源等多种要素价格未理顺，能得到那些低价要素的企业和个人就得到了大量的补贴。其次，要提高资源税费到合理水平，避免国家拥有的资源以低价方式转移到少数可以获得开矿权的企业和个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9%的增长，从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到 2012年人均收入增加到6000美元，成为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

并且部分行业还有垄断，造成不平等竞争。这些成就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之奇迹，但收入差距为什么会不断拉大？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根源就在于我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保持对市场的一些干预和扭曲，给予改革前优先发展、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中的大型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并放开民营、三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林毅夫建议，首先，在金融上放宽存款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让储蓄者得到合理回报，尤其要多发展能更好地为近5000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2.5亿农户提供资金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并滋生寻租和腐败行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世界第一，按国际通行的一天1.25美元的标准，6亿多人脱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迈上新台阶。因此，必须与时俱进，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措施。

和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比，我国劳动力相对便宜，比较优势在劳动力需要量相对多的产业，这样的产业能多发展，就能让劳动力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再次，要落实非公36条开放民营经济对垄断行业的准入户籍制度最大的影响是进城农民工不能够公平地享受再分配，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上存在差距。前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在未来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上应该有哪些大的突破？迟福林：收入分配方案已把这个提出来了。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新京报：怎么解释这种清醒与客观？迟福林：第一，收入不公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现在要着力解决一些腐败的问题，探索中长期怎么解决。实施大规模国家减税计划新京报：国企高管薪酬以及员工福利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第二，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尽管有所缓和，但是仍处于比较高水平。新京报：那你觉得这方面可以怎么作为？迟福林：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目前的税收体制还需要哪些改革来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此外，如果收入情况不摸底，财富分布不清楚，数据体系不完善，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及相应政策和效果。来源：新京报 作者：郭少峰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减税 。对策收入分配越公开透明越有利新京报：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系统性和制度性问题，你认为哪些制度性的东西导致现在秩序不够规范？迟福林：影响收入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

但趋势总体有所缓和，尤其是城市农村之间的差距有所缓和，两三年前是3.3倍，现在降到3.1倍，说明这种差距有所缓和和有所抑制，不过这种缓和和抑制还是比较小的，还是在一个高位上略有所下降。新京报：税收被视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

既有制度性的安排，也需要政策性的调整，像户籍制度改革也涉及其中。其次是加快建立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包括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制度等。

如果不能构建起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难以有效落实，也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税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既有个税的问题，也有企业税，还有资源税、遗产税等方面。原标题：公开透明是收入分配改革基本要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近年来民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之一——因为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

他们要自己花钱才能有公共服务，这个差距事实上已成为影响人们实际收入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依据你的研究和评估，有多突出？迟福林：当前灰色收入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要承认的。

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京报：其中提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个依然较大到底有多大？迟福林：现在基尼系数比较高，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都是在3倍以上。

此外，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中国必须根据目前发展情况，对税收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收入分配到底如何改革，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是个系统性、制度性问题。

如果在未来5年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5%左右，将会产生数万亿资金，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大目标。

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有效运行。将这部分收益主要投入到民生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

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倍增有可能的情况下突出的矛盾在哪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偏低，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3%左右，如果十年以后中等收入群体还是30%以下，即便倍增计划实现了，那还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基础上的实现，这不应成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居民收入倍增的实现。新京报：这方面该做哪些努力？迟福林：我建议首先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信息体系，加快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争取尽快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